《奥古斯丁传》(Life of St Augustine)是在奥古斯丁去世三十年后由波西迪乌斯主教(Bishop Possidius)撰写的。在希波城受到“汪达尔人与阿兰人以及一些哥特人部落和其他部族人组成的蛮族军队”长达14个月的围攻时,奥古斯丁病倒了,严重发烧。霍诺拉特(Honoratus)问他,主教和神父们在面对敌人时是否应该辞掉教会的职位,奥古斯丁写了一篇极为雄辩的长文谴责这种做法。他认为,神职人员的义务就是与信众们站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交给异教的“恶狼”。
由于涉嫌忤逆教皇的权威,莫尔拒绝祝福亨利八世与第二任妻子安妮·波琳(Anne Boleyn)的婚姻,就被当作叛国者而被判死刑。这意味着莫尔要遭受可怕的绞刑,并且尸体被大卸八块,尽管亨利八世后来颇为大度地将绞刑改为斩首。在伦敦塔监狱中,莫尔写了一篇很美的对话,名为“快乐对苦难对话录”(A Dialogue of Cumfor against Tribulatioin)。对话结尾,莫尔对惨死的前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结论中,莫尔颇有英雄气概地表示,只要想到基督的惨死,就足以使我们满足于为了他而惨死。莫尔写道:
有关伏尔泰以84岁高龄在巴黎去世存在很多传闻。孔多赛(Condorcet)的《伏尔泰传》(Life of Voltaire)一书中记载,一位修道院长接到了伏尔泰临死前完成的宗教忏悔书。伏尔泰在文中宣称自己“在天主教中诞生也要在天主教中离世”。得知这一消息,圣稣尔比斯(Saint Sulpice)教区的教士勃然大怒,提出要与这位怀疑论的启蒙哲学家就神学进行一场更为详尽的讨论。教区牧师知道伏尔泰已在他不知疲倦的反对天主教会的演说中否定了基督的神圣,于是不断在伏尔泰耳边大喊:“你是否相信基督的神圣?”伏尔泰对此回答说:
在《自我偶像,或死者继续为活人所用》(Auto Icon:or,Farther uses of the dead to the living)一文中,边沁准备了详细的死后遗体处理以及遗体展示的说明。如果宗教礼制将塑像作为一个虔诚的物品,那么边沁的“自我偶像”则体现了一种反宗教的戏谑精神。这种“自我偶像”,是无神论人士为了子孙后代的小小益处而将自己的模样保存下来。边沁提到他弄“自我偶像”的意图是:
在1935年到1936年间,随着黑暗传遍欧洲大陆,年迈的胡塞尔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做讲演,讲演内容最终都进入了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是绝对自我责任的免除,哲学家是“人类的公务员”(the civil servant of humanity)。他总结道,哲学家的责任就是直面“灵魂中的野蛮仇恨”,并运用“理性的英雄主义”来复兴哲学。在如今这样的危机时代,“优秀的欧洲人”面对的最大危险是倦怠,拒绝承担运用理性反对野蛮的哲学斗争。